江雪的儿女展示母亲获得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参与编写的抗战历史书籍。 本报记者 邓伟摄
“这是母亲生前最后的心愿！”在北京苏州胡同江雪家中，她的长子刘安东小心地捧着一张“党费收据”，上面写着“江雪同志自愿一次多交党费计人民币贰万元”，收据下方，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红印章。
刘安东说：“母亲的遗愿是再交一笔党费。”
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江雪节俭一生，家中陈设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样式。追忆老人的一生，女儿江安西感慨地说：“母亲将延安精神践行到生命终点。”
江雪192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5岁时随母亲回国探亲，铁了心要留在广东读书。
原来，江雪家有一位亲戚曾在国内参加革命，后来来到马来西亚，在江雪家干些杂活，并带来了《三侠五义》等小说。受其影响，江雪一直憧憬回国读书。
拗不过江雪，妈妈只好允许她投奔舅舅。就这样，江雪进了广东花县中学，此后陆续读了邹韬奋等进步人士的书籍，还有很多左翼杂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江雪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要打仗了，妈妈劝她回马来西亚，但娇小的江雪斗志满满，她说：“正在抗战，我怎么能回去呢？”
常听进步学生讲起延安，江雪心生向往，拿了舅舅给她回马来西亚的船票钱，只身一人奔向延安。她先后前往广州、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怕被人发现，她脱下学生服，换上黑布大襟衣服，将信缝在衣服里。
一路艰险，江雪终于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她和90多名青年学生一起从西安出发，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起初，江雪因为吃小米不消化，整天拉肚子。没有热水洗澡，只能去山沟里洗洗涮涮。病了几次，江雪才慢慢适应，身上长了虱子也不怕了，还笑称那是“革命虫”。
陕北公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党中央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带有国民教育、社会教育性质的大学。在这里，发生了两件影响江雪终生的大事：1938年，她通过党组织的考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学校组建合唱团，江雪一曲《松花江上》唱得嘹亮动听，成功入选，自此开启了“文艺抗战”之路。
1939年3月，江雪被派去参加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赴抗日前线，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及129师慰问演出。慰问队伍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冒雨前行。
江雪是扁平足，走远路就脚疼，但她咬牙坚持，不允许自己掉队。到了前线，她们宣读中央的慰问信，鼓舞士气，教战士唱歌、画画，还讲文学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文艺演出给了前线军民莫大的抚慰。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写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江雪在乐队中负责打鼓、打镲、打锣。
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村民们扶老携幼来观看，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当演到杨白劳和喜儿的悲苦时，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怒火压在胸间。著名剧作家田汉深有感触地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日本投降后，《白毛女》继续走进华北多地，江雪开始担当指挥重任。她还跟秧歌队一起上街演出，宣传反内战要和平，动员青年参军。
新中国成立后，江雪曾先后在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多次参与组织国家大型文艺庆祝活动。
“母亲1983年离休后，仍然热心投入各项工作。”在一张摆满徽章的桌子前，刘安东翻开一本本著作，《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人物志》《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发展史》……八十多岁高龄时，江雪仍笔耕不辍。老人曾说，希望自己身体好一些，能再为文艺工作做点儿什么。
江雪吃苦耐劳、勤俭一生，70多平方米的家中四白落地、陈设简朴，电视机、电冰箱还是子女跟老人“斗争”了一番后添置的。
“母亲总说，她不需要那些东西，太物质了。后来组织要给她安排大公寓，她坚决不去，最多时家里7口人挤在小房子里。”刘安东说，母亲把每月的工资存起来，留着交党费和捐款，别人几百几百捐，她是几千几千捐。在老人看来，她的收入是党和国家给的，所以要留给党和国家。
2023年1月，江雪去世，享年102岁。收拾遗物时，子女们找到一张纸条，上面是江雪的字迹：要交党费两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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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孙宏阳,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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